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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发布时间:2019-07-16 05:21 点击数: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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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学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未构成“范式更替”,而是形成了整全性知识体系与专门性知识体系这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之间激烈的交锋。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学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未构成“范式更替”,而是形成了整全性知识体系与专门性知识体系这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之间激烈的交锋,其结果可能是中国政治学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在中国经验上寻求共识和突破,基于中国经验建立相适应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中国政治学找到新方向。

  无可否认,从21世纪之初迄今的十多年,是中国政治学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新老交替、学科重整、方法演进,几乎都集中发生在这段时间,以至于很容易被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在外部“刺激—反应”模式下的突变过程,而忘记这是过去一代中国政治学人多年耕耘积累的结果。本文要揭示的,是中国政治学者早在之前就预告了中国政治学可能面临的转型,并且有意识地推动和加快这一进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十多年的“知识交锋”才得以成为可能。

  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如此说来,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那么,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哪些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影响特别深远的事件呢?此处挂一漏万举其要者罗列如下:

  其一,大约从21世纪初起,国内一些重要的高校为了避免所谓“近亲繁殖”,陆续开启海外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海外就读的博士生回国任教。这种做法至2010年前后已经约定俗成,政治学也忝列其中。以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政治学学科排名并列第一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06年起,除引进人才外,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新进教师均为海外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全部新进教师中,亦仅有3位左右是内地高校培养的博士。

  其二,自2006年起,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牛铭实教授联合几所重点高校举办政治学研究方法培训班始,以年均不少于150人的招生规模计,10年来接受该研究方法班系统培训的国内政治学研究者不少于1500人次。由此国内政治学研究者开始比较密集地接触政治科学各种定量统计研究方法。

  其三,21世纪之初,国内高校开始逐渐接纳SSCI体系,将SSCI发表等同于国内权威刊物发表,在中国,政治学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一家正式专业期刊的条件下,SSCI的登堂入室,为众多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替代选择。

  其四,约在2005年左右起,大量非政治学专业身份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以“社会科学”的名义,对传统上属于政治学领域的问题,发表相关论文,议题从“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行为”到“干部激励制度”①,等等,不一而足。由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统计学的要求更严苛,学科标准化程度更高,因此,这些非政治学专业学者对政治学问题的探讨,给政治学的学科化带来了新的动能。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波澜不惊,不怎么引起关注。但是经过十多年,就发生了蝴蝶效应。这个效应就是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发展趋势②。为了规避“近亲繁殖”,国内培养的政治学应届博士生,大多无法充实到重点高校的政治学系,只能辗转于二三线高校或者科研机构。表面上,“多点开花”有利于政治学在国内高校的扩展,但是却产生出“意外后果”。由于无法留在本校,重点高校政治学博士学位吸引力大幅下降,严重影响未来博士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就职于二三线高校的政治学教师,大多根据所在学校的发展方向需要,被迫转换到了公共管理方向。那些不再“近亲繁殖”的高校情况又如何呢?事实上,并非所有重点高校政治学科对海外应届博士生都具有同等吸引力。由于地域、薪资、学科架构等原因未能充分吸引海外人才的院系,就直接导致政治学学科人数锐减;仅有为数不多的院系,保持了引进海外政治学人才的强劲势头,实现了政治学学科的新老交替,保持了政治学的梯队建设。

  这样一来,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分化就比较严重。重点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凡坚持原有的学科框架的,均以政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主攻方向;凡引进海外政治学博士达到一定规模的重点高校,则逐渐向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转型;二三线高校的政治学,则纷纷向公共管理靠拢,淡化政治学学科色彩。

  海外政治学博士经历国外政治科学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定量统计研究方法,通过其师友关系拥有广泛的海外学术网络和分享海外学术资源。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并不逊色,他们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为政治学争取话语权,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来对抗政治学之外的学科对政治学的“蚕食”。同时,他们对本土业已形成的学术资源分配格局依赖程度较低,致力于在SSCI上发表研究成果,但其研究成果如何为国内学术界所接纳,仍然任重道远。因此,部分海归学者也会寻求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刊物进行中文发表,可以视为政治学的“绝地反击”。由于国内已经普遍接受了SSCI体系,因此以这些海外政治学博士为主力的研究团队,在学科评估中对于所在学科已然产生巨大的优势。同样以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并列第一的3所高校为例,其海外博士比例也相对较高。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海外博士占全部教师人数1/3,在政治经济学系更是达到100%;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达到40%,至于在40岁以下青年教师中更达60%;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海外博士的比例与北京大学相当,达到1/3,在40岁以下青年教师中的比例接近于中国人民大学,达1/2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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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国内政治学学科发展,还不能完全跟上节奏。上述三种类型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各有各的难处。以政治思想史为学科重点的政治学,若缺乏相应的语言和文史哲基础训练的厚实师资,便无法与国外同行进行有效的对话;以政治科学为重点的政治学,如果原来的教学体系无法满足科学训练的需要,不能适时调整,海归学者在教学科研上都将无用武之地;以公共管理为重点的政治学,则要在全国铺天盖地的公共管理丛林中摸爬滚打,适者生存。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政治学不得不主动求变。为了给政治科学更好的平台,各重点高校纷纷建立比较政治系,或者建立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一些条件成熟的高校,专门给本科生和硕士生开设政治学研究方法课程,吸引更多年轻学生转向统计学路径,那些希望毕业后到海外进修的学生,对于这些课程尤为欢迎。国内一些重点高校,也陆续推出政治学类集刊。长期以来,政治学论文除了《政治学研究》,就只能在综合性社科刊物的政治学专栏或者高校学报中争取发表,如此非常不利于政治学论文,尤其是专业性强、统计要求高、篇幅冗长的政治科学论文发表,对于政治学学者的职称评定也颇为不利。2003年,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首倡出版《复旦政治学评论》集刊,通过以书代刊模式开办政治学专业杂志始,国内其他高校也纷纷效仿这种模式,来为政治科学提供发表园地。尽管集刊论文一直没有被评价体系所认可,致使其举步维艰,但集刊毕竟能够为政治学论文提供专业的评审,因而为广大政治学学者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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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些变化,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一次断崖式的飞跃,见仁见智。然而本文的重点在于指出,这些发生在中国政治学10年的变化,远非“范式更换”,充其量只是“知识交锋”③。下文将指出,政治科学对中国传统政治学缺乏“实证性”的批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解,所谓本质性的“范式更换”并不存在。“范式更换”的表述,等于在两种知识体系中给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政治科学的知识是更先进、更有效,而传统的政治知识更落伍、更缺乏解释力。这种判断,至少在目前看来,既不适宜也不公正,因为两者的差异不是在解释力上,而是在知识体系本身的扩张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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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知识交锋”是比“范式更换”更严峻的事实。政治科学方法的冲击,不仅让中国政治学更新换代,而且两种知识体系共存、拉锯的现实,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并且在学术市场上构成严酷竞争和冲突。况且,政治科学一统天下的“范式更换”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毕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政治科学本身的优缺点,早已经一目了然,它那些命中注定的缺陷使之无法成为一种真正的“范式”。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美国政治学界,尽管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比如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两者到底是统一的知识体系④,还是不同的“传承”⑤;比如2000年的“改革与重建”公开信运动,虽然波澜不惊,但至少揭示了美国政治学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锋,以及以科学为主导的政治学的缺陷⑥。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恢复政治学学科之后建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称为“老”政治学,把新近勃兴的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称为“新”政治学。所谓“新”“老”,并非优劣评判标准,而仅仅是指政治学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而已。本文更无以“新”代“老”的进化论立场,做出“老”政治学已经过时的判断。相反,根据“知识交锋”的立场,我们宁可将“老”政治学与“新”政治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中来加以检视:“老”政治学代表的是一种整全性(syntherical)知识体系,而“新”政治学代表的是一种专门性(specialized)知识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中断了政治学学科的建设。1965年才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恢复或建立了国际政治学科。国际政治与政治思想教育遂成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前身,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开始招收本科生,成为恢复政治学学科的标志,其主体的教研力量,主要来自于这两个学科,同时也有部分来自于历史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学者⑦。

  脱胎于政治思想教育,中国政治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前者有所甄别,建立自己的学科标识和身份。但迄今为止,这个使命也没有彻底将“政治(科)学”与“政治课”区分清楚。政治思想教育较偏重于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理论论证,政治学要与之区分,就只能立足于政治实践,注重对实际政治制度和运作机制的考察,总结其规律,提出理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实证性”其实是重建中国政治学最基本的路径,中国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实证的、经验取向的,并以此区别于政治思想教育。批评某些政治学研究过于偏重“理论性”,无异于说它们未摆脱政教思维的窠臼,实非政治学学科本意。当时的政治学专业学生,并不乏统计学和社会调查的训练,也有意识地将这些研究方法用于自己的分析之中。比如,北京大学谢庆奎领衔的地方政府研究,复旦大学政治学团队撰写的《中国家族村落文化》一书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有关政治学数理分析的著作,也早早译介进来,其中就有《数理政治学》《行政科学》之类的著作。指责中国政治学排斥“实证”,实在有失公允。当然,中国政治学确乎有一支既无实证志趣,又企图与政教专业划清界限的力量,他们纷纷转向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以之为“政治理论”而别具一格,在当时条件下也蔚然成风。

  初建时代的政治学虽志存高远,无奈先天不足,不得不与其他学科藕断丝连。由于正处初创阶段,课程体系并不成熟,学科领域也不够完整,很大程度上都还得仰赖于其他学科的支持,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可以占到政治学课程的半壁江山,在其助力下更使政治学具有实证特质。这固然与政治学学科的不成熟有关,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中国政治学的“整全性”特征,而这种“整全性”,正耦合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所描述的政治科学之“整合性(integration)”趋向。

  以“整全性”为导向的政治学,注重多学科训练,形成整全知识结构。由于中国政治学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课程体系,当时对未来政治学研究者的培养,无论志在实证抑或思想史者,均着眼于所谓“全面培养”,希望他们能够精研政治学经典的同时,掌握整全的社会科学知识。在课程设计上,是经典研读与系统知识灌输并重的模式。彼时的政治学专业学生,基本上都是从政治思想史开始,逐渐学习历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行政学、社会调查方法、人类学的导论性知识,博采众长,尽管对各个学科的学习都是浅尝辄止,但基本上可以做到面面俱到,无明显专业隔阂。例如,设若学生攻读政府财政课程,就会被要求掌握财政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仅仅掌握某一两种分析工具,或是针对一两个案例形成分析能力。

  这种学术训练,通常是以文本阅读以及导论性知识灌输为主,故易于给人重空洞理论、轻经验实证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彼时中国政治学讲求“研”“习”结合,在研究上主张要“用事实说话”,也就是无论是致力于思想史研究,还是现实政治研究,均须将论证建立在对材料的严格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学习则是锻造理论框架,淬炼问题意识的过程,是为研究打基础。彼时政治学学者被要求用经验事实参照理论,通过寻找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整全性知识体系下训练出来的学者,通常都是问题先行,而不会理论先行。同样面对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老”政治学考虑的,是中国的现实和理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差异,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新”政治学则更多去考虑中国有哪些现实可以来比附这种研究方法。概言之,“老”政治学更多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新”政治学更多是从抽象到具体。

  受整全性知识训练的影响,当政治学研究者对中国政治或者其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诉诸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而这些都是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和把握的,运用起来也不至于南辕北辙。这就很容易将中国的政治学推向宏观政治分析的方向。

  这种宏观的政治分析,注重整体性、战略性和框架性的分析⑧。它不是有意为之,似乎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何处走,提供政治学视角的政策建议。其实不然。彼时中国政治学者虽不乏雄心抱负,却清醒意识到学科的稚嫩并不足以对现实政治过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退而结网”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共识。宏观政治分析的形成,其实是整全性知识体系训练下投身于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应有之义。回顾当时的政治学,主要还是围绕“国家—社会”关系,从宏观的视野去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方向,提供战略性的思考,既形成了一些“主义”的争论,也产生了一些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有影响的概念与理论,比如国家自主性⑨、合法性⑩和制度创新(11),等等。

  在此不得不提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的“结构—功能主义”,它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结构—功能主义”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结合了功能主义的经验分析和宏观的系统论,既有宏观分析的简约,又具有实证研究的取向,非常符合当时中国政治学者的口味和志趣。更重要的是,由复旦大学曹沛霖主持译介的阿氏“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作《比较政治学》,晓畅易懂,便于掌握。“结构—功能主义”没有设下特别难以逾越的学术门槛,同时它又非常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与功能的不匹配,有制度框架而无法发挥实际功能。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甫一引进,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堪称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启蒙之作。

  在这一理论影响下,一些特定的术语,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常用语,比如“结构”“系统”“资源”“发展”“功能”,等等。中国政治学者运用这些带有“现代化”色彩的概念,去审视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成果,提出他们的建议,也形成了那个时代特定的“问题意识”。

  新一代接受国外研究方法训练的政治学者,不满足于对政治现象的宏观分析,希望用更加数量化、标准化、模型化的研究取而代之,从而构成了对“老”政治学的挑战。

  然而,新生代的政治学者与“老”政治学的鸿沟,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可逾越,毕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早期接受的训练,都是来自于“老”政治学。但也许正是对整全性知识灌输的不满,促成了他们的反叛。

  与整全性知识的教育相比,专门性知识对基础性文献的要求也同样高,甚至更高。所不同的是,阅读基础性文献,对于专门性知识是“学习”,而不是“研究”本身,以掌握本学科最基本知识,以及通过业师传授,明确自身在既有学术系谱中可能所处位置,作为主要目的。与之对照,分析工具的掌握,与“研究”是直接相关的,不仅要求学,还要求学以致用。学生当然会花更多的精力在分析工具的琢磨上,而将文献的研习作为一种应付课程和应付评审的需要。

  事实上,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论文评审,对文献阅读的要求之高,都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促使研究者不得不选择专门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理由。一方面,当知识走向专门化,该研究领域最新文献更新的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者可以及时掌握;另一方面,在专门性知识体系下,文献脉络相对比较清晰,无需研究者重复检索文献,研究者只要充当“导论党”,对每一份新文献的基本观点加以了解即可,不必精读。更有甚者,每个细分的专门领域各有一两套权威的“资料书”(sourcebook),逐年修订,更是学生和研究者的手中至宝,可以节省很多翻阅文献的精力。

  在这种训练下,鲜有学生直接通过文献的精微阅读来产生出问题意识,研究更仰赖于分析工具。学生宁可将重心投入在研究方法的修习上。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否“训练有素”,不是以掌握的知识量来衡量,而是直接取决于研究工具的先进与否。专门性知识的生产是一种标准化、程序化的流水线作业:检索文献,发现不足,提出假说,统计验证,得出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的发展,是以卷入全球化知识体系为前提的,国外成熟的学科体系与话语霸权、知识世界的再殖民化过程,对致力于自主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构成挑战。在此情势下,专门性知识与整全性知识的共存与冲撞是不可避免的,两者既交叉重叠、又互相砥砺的交锋,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学科重塑的走向。

  平心而论,“老”政治学与“新”政治学仅就解释力而言并无高下之分,应该说是各有长短,亦各有侧重。但就知识体系的扩张能力而言,“老”政治学则处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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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释上,“老”政治学仰赖对理论的精研,以及对于概念的充分诠释。概念使用的好坏,取决于概念本身的解释力和内涵的丰富性。诸如“系统”“资源”“功能”这样的概念,已经被“老”政治学发挥到了极致,其外延也不断被拓展。“老”政治学关怀的是中国经验,因此概念的运用不能脱离中国政治的实际,不能过于深奥晦涩,导致知识上画地为牢。各种舶来的概念,经过整全性知识的改造,均具有了“中国语境”下的新意涵,比如“治理”“协商民主”等等。“新”政治学对于概念的厚爱,较之“老”政治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遵从专门性原则的论文,总是炮制出各种晦涩、不明所以的概念,写作风格也倾向于生涩,通顺流畅并非其追求。这样的论文通常难以卒读,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封闭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专业学术圈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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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政治学经常要对政治现实发声,但通常都不要求高度专业,也不够精细,而只能做整全性、指导性的宏观解读,有时难免不接地气。然而,相对于在文献中爬梳的老派学者,那些将研究建立在数据统计基础上的新锐学者,与政治社会现实的脱节尤甚。尽管科学化、标准化程度更高,但新锐学者的精致的研究往往无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事实,对于政治这么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过于专门化的解读总难免导致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学术产品已经出自流水线的程式化生产,生产效率自然更高,同时也就可以罔顾现实生活的羁绊了。

  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而言,“老”政治学在知识训练中,更强调研究者个体素质的匹配,对研究者本人的学术“涵养”要求更高。涵泳于学术思考,是研究者基本生活方式。在整全性知识体系下,由于个体差异大,学科没有标准,研究水平难以判别高下。对个体的依赖也导致学科体系欠缺稳定性,包括学术的传承也缺乏可持续机制,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人才断层。但是,“老”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一旦建立和巩固起来,就很难被后来者轻松超越,因为学科的累积速度非常慢,赶超者永远在赶超。在这种情况下,领先者的衰落,通常都是人才断层导致“自我崩溃”而不是被赶超的结果。

  相较而言,专门性知识的学科体系,稳定性大大提高。一是学科建设不再过度依赖于不确定的个体素质,研究者只要掌握分析工具,无论贤愚,皆可成为可造之才。二是产出比较稳定,相应的训练一定会有相应的成效,生产周期也大大缩短,年轻学者比较容易通过专业化的训练脱颖而出,人才不易断层,这恐怕是“新”政治学最明显的优势。专门性知识体系也有它的金字塔,所不同的是在这个金字塔中实行的是一种逆淘汰,由于新生代学者的成长比较快,因此在金字塔中会不断淘汰位于顶端、知识结构趋于老化的学者,形成一种“塌方式”的重建。

  专门性知识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对于知识人的理解。吊诡的是,在此知识体系中,知识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人并无二致,知识生产机制也雷同于商品生产机制,知识人的自我标识被敉平。但是越如此,学者们就越是要建立起专业门槛,透过一整套晦涩的学术话语、高度专业化的分析工具来将外部人拒之门外,愈发趋于封闭。相反,整全性知识体系的边界要模糊得多,保持了高度的开放性,任何人只要通过广泛、大量的阅读,均有可能跻身于知识体系之内,或者对相关知识发表见解。这也是在知识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网络化时代,老派学者越来越没有招架之功的原因。

  目前,两种知识体系共存于尚未臻于成熟的中国政治学,并且在日趋残酷的学术市场上开始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广泛出现在书籍出版、论文发表、社会影响、学生认同等各个层面。就学术发表而言,“新”“老”政治学存在明显的区隔,一方主攻国外学术期刊,一方主攻国内学术期刊,这种隔离机制让双方都有喘息之机,但是不相往来却形成了一种略显畸形的学术“冷战”生态;短兵相接的竞争,发生在对学生群体认同的话语权争夺上,“老”政治学因其整全性知识体系的特点,不能为学生提供稳定的成就预期,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弱化,学生更迷恋那种能迅速提升其学术资本的路径。当老派学者还能保留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补偿机制的条件下,这种冲突还不会特别激烈,一旦老派学者无法从社会上获得更多资源,两种知识体系的交锋就会陷入白热化,两极分化的局面可能就会发生。

  一开始,不能听讲,不能做题,不能谈论有关学习的一切。一旦谈起,就会立即大哭,精神崩溃。再后来,开始回避学习,麻痹自己。最后拒绝去学校,断绝与同学的联系。

  避免这一消极后果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新”“老”政治学的“重叠共识”,而这一共识唯有存在于两者交锋最激烈的地带,那就是对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中国经验面前,“新”“老”政治学遭遇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数据资料碎片化的缺陷(12)。研究者经常会被质疑:一是中国的政治事实能不能被统计数据充分地体现出来?二是学者所掌握的统计数据是不是可靠?三是通过统计分析呈现出来的相关性分析,是不是中国政治的真实问题?“新”政治学对这些质疑大多无视,或许是出于对普遍化知识、模型、分析工具的迷信。一些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对于中国问题哪怕是一无所知,也相信他们的分析工具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13)。但是,同样的信念如果发生在中国研究者身上,就令人难以苟同了。研究者坚定地相信,他们已经成熟的统计学,是可以克服传统上认为中国调查对象的种种扭曲数据的问题,甚至说统计学的伟大使命正在于此。只能说这是社会科学家的天真。在数据资料不确切、不完整的条件下,强行照搬国外的实证方法来进行中国政治研究,研究结论会发生程度不一的偏差,要冒巨大的学术风险。

  “老”政治学者没有这种天真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政治是复杂的。为了思考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宁可一定程度上牺牲研究的所谓“科学性”,即并不强求实证数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前已述及,中国政治学的起步阶段,是以经验研究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以区别于相近学科。就此而言,依托整全性知识体系的“老”政治学本质上并不排斥经验研究,仅仅是在调查研究和资料分析上欠缺系统的方法,且常常满足于对数据资料的初级产品加工。出于这种习惯,对于碎片化的数据资料,“老”政治学常采取将就的态度,而依仗整全性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来把握问题。

  换言之,“老”政治学强调的是以理论指导现实,而“新”政治学更强调去解释现实;前者试图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去创造一种理论,而后者更希望在解释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去发现理论。从学术研究的目的来看,两者都有其价值,也无高下之分,只是努力方向不同,因而也并非不可跨越以达到取长补短之功。本文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些重合点。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学,只要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至少都承认,对中国经验事实的理论总结,应建立在对数据资料充分掌握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即使客观上做不到,或者方法上有不足,也不应成为疏于找寻资料,使结论流于空泛的正当理由。目前的现状是,面对有缺陷的数据,“老”政治学凭学养来化解,“新”政治学要么裹足不前,要么将错就错,这确实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在现有条件下穷尽寻找数据资料的努力,是政治学应抱持的共有信念。同样,当研究是建立在尽可能的资料占有基础之上的,就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而不能动辄以某种所谓“科学性”的条条框框来加以否定、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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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是,你并不需要成为拥有光速反应速度的游戏职业选手,也能在这个行业有一席之地。电竞专业提供了想要在电竞行业找到一份工作的机会和可能性。

  第二,在现成数据不完整的条件下,无论是“新”“老”学者,都应将精力放在社会调查上,亲自去搜集数据,强化对现实问题的体认。“眼见为实”是中国政治学者应遵奉的基本准则。跑田野、搜寻资料,与“新”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信条并不相悖,其实也是“老”政治学多年来一向推崇的做法。目前的困境在于,新锐学者由于长久不接触中国社会,容易在中国田野的复杂性面前却步,而满足于从现成的数据库中,比如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各种年鉴、政府报告或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中寻找资料,对活生生的现实不闻不问。他们创建的模型也许十分漂亮,但却于事无补。“到田野中去”应该是政治学者共同的要求(14)。

  第三,即使政治学者们都到田野中去了,但是大规模数据调查执行难度较高,无论是课题开展过程中人、财、物的关系,以及学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在中国都要相对复杂得多,因此政治学者自己拿到足够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可能性相对低。要解决这个问题,质性研究是一个突破口(15)。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对研究方法的重视,跨学科学者的“侵略”以及海外人才的引进,中国政治学定量研究的水准进步很快。反观质性研究虽也有科学方法傍身,却一筹莫展,好的质性研究难得一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统计学历史的国度,统计学在政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中应用十分广泛,因此中国政治学者掌握统计学方法、用于量化研究并非难事,真正有难度的是质性研究。幸运的是,无论是“新”“老”政治学,都可以容纳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亦可以克服目前中国政治学在数据搜集和分析上的缺陷(16)。使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向中观政治学的“中层理论”(17)靠拢并非不可能,通过个案的因果机制的发现,可以提升“老”政治学的“科学性”,也弥补了“新”政治学仅停留于相关性分析的局限性。说得极端一些,“新”“老”政治学之所以还处在交锋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质性研究的水准没有实质的提高。

  第四,除了以上这些,面对碎片化的数据资料,我们是否就束手无策,只能绕路而行了呢?诚然,即便是质性研究,也同样要面对资料的碎片化问题,政治学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一时绕开它,但不能彻底解决它。无论是“老”政治学,还是“新”政治学,都应该从自身的角度,思虑如何应对中国政治研究的这个突出问题,发展出一种针对中国数据不完整性的研究方法,去搜集、整理和编织碎片化的经验数据(18)。而这绝不是单纯靠优化统计方法、给数据打打补丁就可以做到的。相比同单位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经验数据更加多元化、更具有开放性,哪怕是报刊的新闻材料、邻里之间的街谈巷议,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素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档案史学研究已经率先迈出了一大步。历史学者通过对碎片化的史料、档案材料的剪裁、加工,可以构建出一套逻辑严密的史学解释来,值得政治学者借镜。历史学与政治学在碎片化史料的运用上,唯一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对比较的重视与否,史学不太注重通过比较来发展出一种理论;但政治学则务求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比较,抽象出一般化的解释模型来。

  2.强化运算能力。高中数学在运算速度、准确度、精细度方面的要求都要远远高于初中,也是高考重点考察的一种能力,要通过强化训练提升运算能力。

  其实无论“新”政治学还是“老”政治学,在应用于中国经验的时候,都共有一份学术雄心,即希望通过对中国经验的解读,对既有的、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这样就在吸取前沿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尽量摒弃西方学术系谱的话语霸权,杜绝学术上的再殖民化趋势,真正立足于中国现实提出适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大理论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治学者应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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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张军、周黎安主编:《为增长而竞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②参见王绍光:《中国政治学30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郁建兴:《关于政治学发展的自我反思与中国政治学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

  ③“知识交锋”这一术语取自于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参见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西德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

  ⑤参见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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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程同顺、王越乙编译:《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⑦参见王邦佐等主编:《新政治学概要》,第27~3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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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⑨关于“国家自主性”,参见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⑩关于“合法性”,参见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1)关于“制度创新”,参见林尚立:《行动者与制度效度:以文本结构为中介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5期。

  (12)耿曙、陈玮:《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反思几项方法论上的迷思》,《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4)参见玛丽亚·海默、曹诗弟主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国内质性研究较早的推动者之一为陈向明。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耿曙、陈玮:《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反思几项方法论上的迷思》,《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7)关于默顿“中层理论”在中国的适用,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8)中国实证研究的困难与解决办法,参见寇艾伦等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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